自然科學與創造/墮落/救贖的關係（1）

自然科學與創造/墮落/救贖的關係（1）

科學與信仰，或者科學與基督教、乃至科學與宗教–這些語詞與概念的出現，已經預設了（自然）科學乃是以具有客觀性的、公共性、普適性的理性為基礎，而基督教是以具有主觀性、私密性、特殊性的信仰–信念–信心為基礎，這是一套建立在西方現代性預設的潛規則。

具有基督教世界觀的真理追求者，應該質疑這一套潛規則。如同Abraham Kuyper所指出的，這是兩類的世界觀–基督教世界觀與現代性-世俗的世界觀的全面性衝突，因此也就是人本性的科學與神本性的科學的衝突，其衝突的領域甚至達到最基本的數學概念與運算，例如：1+1=2，其本體性、知識論與倫理學的的基礎，是否基督教世界觀與其他人本的世界觀有所不同？

這一點，很可惜連Kuyper也都迷糊了，他認為在基本性的數學運算與邏輯推導，應該是具有普適性。十八世紀的Thomas Reid–所謂蘇格蘭的啟蒙運動（蘇格蘭普通常識哲學–Soottish Common Sense Philosophy）也認為是具有普遍性，而不需要面對Hume的極端懷疑論。Reid相信人類心智功能的記憶、歸納、見證、數學公理等都具有普適性，人人皆然。當代的心靈哲學則發展了他者心靈（other mind）的概念來支持這種立場。平心而論，這些看法有其貢獻，的的確確，人性具有某些普遍性，如此就可以適當的回答康德、胡塞爾等人所尋求的先驗性自我主體–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困境。你看到的花-，我看到的花，兩者如何具有普遍性呢？如果沒有普遍性，這科學性的知識如何可能？這一點我們當然也必須承認。
所以，Alvin Plantinga發展出的對於上帝存在這一個命題的處理，也就是基於Reid的對於人性心智功能的普遍性的擴大理解，也就是對於他者心靈的擴大理解。“上帝”這一個概念並非是荒謬的，如邏輯實證論所言：無法被證實（verification）；也不是因為無法被否證（falsification），而不具有科學性；而是具有warrant，只要我們具有心智的適當功能（proper function），則sense of deity–神聖之感就會被激發了（triggered），而感知（perceived）到上帝的存在，如同Reid感知到我們的記憶、見證、歸納、數學公理的普遍性存在。

從基督教創造論來看，訴諸人心心智功能的普遍性是有其說服力的–這是Plantinga的貢獻；但是更為深入的基督教世界觀要求同時兼顧到墮落的維度—人類心智功能也具有墮落性，如同意志功能、情感功能都在罪中而墮落。這就是加爾文以來所提到的理性的墮落（the noetoic effect of sin）。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看得更為清楚，而批判了Kuyper在這一點的問題。罪中的人類具有具有心智功能的墮落性–包含個體性層面與集體性層面，如此才能處理科學社群（scientifc community）所具有的集體失憶–集體性盲點，建立在方法論自然主義基礎的各色各樣的進化論（達爾文主義、新達爾文主義、拉馬克主義、劇變平衡性的進化、神導進化論），這種集體性盲點就是聖經所說的time of this age，也就是德文所謂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其背後乃是黑暗魔鬼的權勢，因此這不但是智性層面的論爭，也是屬靈層面的爭戰。

科學乃至人類一切學術發展都具有其集體性層面（文化、社會、政治），所謂的文化史觀（cultural history）或社會史觀（social history），在科學史研究就是強調外史的因素，都致力於超越狹隘的科學內史觀。即令如此，主流的科學文化史觀與科學社會史觀，不採納基督教世界觀，而傾向於後現代的世界觀（無絕對真理）或者馬克思的社會唯物史觀（真理由社會階級來決定）。

教會歷史學者應當加把科學史放在上帝國歷史（history of kingdom of God）的學術研究而超越狹隘以教會-宗派為本位的歷史研究。系統神學家應該將上帝論–創造論、基督論、聖靈論、人論、教會論、終末論加入自然科學因素的探討–（自然）科學是對上帝普遍啟示（自然界）的研究，歷史是對上帝普遍啟示（歷史界）的研究，換言之，人類所有的學科都是對於上帝普遍啟示的研究–而必須建立在特殊啟示的鏡框–三一真神、聖經、基督。聖經神學家也應該將自然科學的領域當成聖經研究的一部分，探討安息（整體和諧性）、律法(社會規範norm、自然律law）公義、智慧、亞當的創造論基礎

论自然科学、自然哲学、自然神学（3）

論自然科学、自然哲学、自然神學 （3）

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整合是基督教三一盟約世界觀所主張的。其 中，自然科學是探索上帝在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的普遍啓示，也就是自然啓示（natural revelation），其所顯現的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或者宇宙秩序（cosmic order），而形式科學則是探索上帝普遍啓示的符號世界（可以涵蓋自然世界與社會人文世界）的規律與秩序，這一領域傳統神學並未深入探討符號-形式如何在創造界運作的道理，只提到普遍啓示在救贖界以在人內心深處（良心）的神聖感攝（sense of divinity）而知道上帝的存在；而社會人文科學則是探索在社會人文世界的普遍啓示，神學通常稱爲在歷史世界（historical world）的啓示。

不論是自然科學、社會人文都需要以自然語言或者人工語言-符號來表述。因此，對於符號性的理解與掌握是有其神學性的必要。近代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可以說是掌握了數學–作爲人工性的語言符號而能夠精確的表達出自然世界的量化關係。此外，還有化學符號的語言，而將化合物的內在關係表達出來；還有電路的語言、乃至計算機的語言。
十七世紀大科學家牛頓的鉅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方面延續中世紀的學術傳統，而將其對天文學-物理學的研究，還是當成自然哲學。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伽利略對於數學的掌握—而這是反映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柏拉圖-新柏拉圖主義，對於數學–幾何–理型的重視。其中，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時代再次復甦的柏拉圖主義，對於幾何的論證，漸漸取代了亞理斯多德經院主義的三段邏輯論證。不僅如此，從牛頓、萊布尼茲開始，對於代數的使用超越了幾何，這也是對於笛卡爾將幾何代數化—座標幾何的吸收綜合。微積分的發展，使得代數與幾何的進一步結合，這不但是代表柏拉圖主義，也同時吸收了中世紀晚期以來，唯名論（nominalism）對於無限小-無限大的神學-哲學建構（例如， Meresme等人所代表的巴黎學派與相關的牛津學派）。這也刻畫了一個關鍵思維的轉折點–從質（quality）到量（quantity）的轉變，亞理斯多德主義概念的質被爲唯名論改造，而認爲質本身的變化也必須掌握–就是在幾何層面對於量的掌握。

以微積分爲基礎，近代數學快速發展—在分析（analysis）領域出現了實變分析（real analysis）、複變分析（complex variable analysis）、泛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在幾何領域出現了微分幾何（differential geometry）、非歐幾何（non-Eucledian geometry），另外數論也有快速的發展。數學的高度精密化刻畫了近代自然科學走向極度精密的數量化思維。然而，過分抽象-形式化的數學發展，也出現了數學符號世界與自然世界兩者之間的鴻溝。

符號性（semiocity）、子性(filiation)、邏格斯(logos)三者共同表達出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因此而形成了自然科學的本體論、符號性、邏輯性基礎。數理科學上的形式主義（formalism）主張（數學-符號）的形式與本質的區分，將數學當成純粹的形式體系而與自然科學無關。約定俗成主義（conventionalism）則以爲數學符號的運作只是科學社羣的共同規定，並無內在永存的價值。 但是，基督教三一盟約世界觀認爲符號性並非獨立的存在，符號性與本體論具有內在的關聯，有所區分但不可割裂。现象學-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海德格提出：具有本體論架構的語言-詮釋，或者具有語言-詮釋架構的本體論；換言之，語言-符號本身就是一套具有意義性-本體性的世界，而不止是一套形式系統。

基督教三一盟約世界觀亦然，聖子的符號性並不減損其本體性—聖子與聖父同質（homoousia）、同尊、同榮。當代天主教的神學家卡爾拉納（Karl Rahner）提出聖子基督作爲Real Symbol—也就是說聖子基督具有真正本體論維度的象徵-符號，這是他對於聖餐論-聖禮論的進一步深化思考。從歸正神學的傳統來看，在聖餐-聖禮論的領域，神子民領受的聖餐是具有代表性-符號性-象徵性意義，因此與天主教的化質說、路德的合質說不同。但是，加爾文所主張在聖靈中與基督的同在–這是與基督聯合（union with Christ）的一種表述；而慈運理則過分接受柏拉圖主義-人文主義的立場，而僅僅認爲聖餐只具有象徵性的含義。在基督論的領域，拉納提出的基督作爲Real Symbol，而強化了基督論的符號性—本體性維度。歸正神學就是盟約神學，也就是代表性神學（federal theology），從這一個層面觀察，歸正神學可以更爲強化符號性–本體性的基督論、三一論建構。(待續

论自然科学、自然哲学、自然神学（2）

論自然科學、自然哲學、自然神學（2）

自然科學的發展與自然哲學息息相關，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的架構，物理學與生物學是具有共同的形上學基礎，特別是建立在具有內蘊性的目的論思維（inherent teleological thinking）自然的目的性是內在的被嵌住於系統之內，因此亞理斯多德的自然哲學不但是強調形式—質料的二元性運作，而且也是結合了其四因說。基督教的創造觀則相信自然界的目的性是上帝所外置的。兩者都強調目的論，而近代自然科學伽利略—笛卡爾的主流思維則主張取消目的性–不論是內在的目的性或外在的目的性。

基督教創造觀認爲目的性反映了計劃性—目的（歸於他）是爲了實現計劃（本於他），兩者具有內在的對稱關聯。然而，這兩者–目的性與計劃性卻是無法被物質性世界所觀測檢驗，如同三一上帝的聖父與聖靈都是不可見的，前者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後者則是臨在的（immanent）；卻經由聖子的道成肉身而被世人所看見–這是在救贖層面的動力執行因（dynamic-executional cause）。同理，三一上帝在創造界的可見性，是在自然界內部的動力執行因所彰顯出來–這就是近代以自然主義的機械論所主導的自然科學所要去探索的。

問題是：近代自然科學的自然主義機械論忽略了自然界的目的因與計劃因，導致看不見自然界的全貌，而使得世俗的自然科學無法理清自然界的本質與真相。例如，由於反對目的因，生命科學在研究胚胎發育與幹細胞的領域上，就很難解釋體細胞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而成爲幹細胞，或者蚯引、蠑螈等生物的器官具有再生（regeneration）的現象。例如，由於反對計劃因，近代物理學與天文學領域只接受自然主義機械論世界觀的動力執行因，然而宇宙人擇原理（cosmological-anthropic principle）的提出，卻指出基本的物理常數–如萬有引力常數、光速、普朗克常數等卻具有精細微調性（fine-tuned）–剛剛好，多一點不行，少一點也不行，如果不訴諸於一個具有智慧心靈的設計，這是解釋所有的物理、化學、生物、天體現象的根本基礎。

基督教認爲自然科學是研究三一上帝的自然啓示（natural revelation），而啓示也是具有三一性：第一，啓示是向上帝開放的而歸向上帝-（歸於他），也是來自上帝（本於他），並且藉着聖道邏格斯而彰顯出上帝的神性與大能–如同藉着聖子彰顯出聖父（依靠他)。第二，啓示也具有主體性–啓示者聖父、客體性–被啓示者聖子、與中介性–啓示的聖靈。於是，以三一盟約性的上帝爲基礎的“自然的神學”（theology of nature），強調系統外在的整體目的因、計劃藍圖因，以及系統內的動力執行因，而超越了中世紀湯瑪斯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後者只是應用有限的理性來看自然世界的奇妙，從而論證上帝的存在（目的論證、宇宙論證等），而前者則是以三一上帝爲基礎來探討自然啓示—自然界的奧祕。三一盟約的自然的神學，強調系統外在的目的性，也超越了古希臘亞理斯多德強調內在目的性的自然哲學，後者的自然觀是封閉的，而前者則是向上帝開放的。

基督教三一盟約的世界觀，認爲其架構下的自然觀、社會觀、與人文觀具有內在的統一性，
因爲真理是統一的。對自然界而言，則致力於統一物質科學與生命科學，這與亞理斯多德的自然哲學具有共同之處，同時，也致力於統一形式科學（formal science）–包含數學、邏輯、符號學、計算機理論等。近代的實證主義科學認爲形式科學不具有經驗性的憑據基礎，而忽略其所當扮演的角色，而與具有經驗性基礎的自然科學分家。其內在的盲點是在哲學層面忽略了本體論與邏輯學的內在關聯，而在亞理斯多德的哲學體系，本體論規範了其邏輯學的建構。同理，基督教三一盟約世界觀認爲–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約1：1）；並且聖子（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Icon=符號）（歌羅西1：15）–這不僅構成了三一性本體論，也同時構成了三一性的邏輯學，三一性符號學，三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關聯性–聖子（Son）、聖道（Logos）、聖像（符號，Image）。（待續）

论自然科学、自然哲学、自然神学

論自然科學、自然哲學、自然神學（1）

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共同構成當代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 Naturwissenschaft）的基本內涵。兩者都是西方人文傳統上所謂的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的延伸，而自然哲學這個詞當然是從希臘文明的語境而來的，更為基本的則是從基督教神學的語境來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這三者之間到底有何關系，構成了基督教世界觀如何研究、理解、詮釋自然界的基本建構。當代主流的自然科學領域的論述，則將自然哲學與自然神學當成落后蒙昧的東西，而刻意凸顯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實證性、與優越性。第一，精確性：當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一套嚴密的數理系統推論的基礎之上–包含從微微積分、統計學、到符號邏輯的發展；在實驗上的基礎，也是建立在一套嚴密的實驗儀器檢測的基礎之上。第二，實證性：自從近代社會學之父，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孔德提出實證主義（positivism）所謂的人類歷史的三階段發展–宗教神學階段、形上學階段、實證科學階段–而確立自然科學這一個詞與概念，將建立在玄思臆想基礎的自然哲學拋棄了。第三，優越性;實證性的自然科學認為凡是不能被量化的都不是科學，因此不但自然科學必須以量化方式來表述，而且社會相關的領域，例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也強調必須是建立在量化的基礎，而成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現代實證性的自然科學想將自然哲學拋棄的想法過于天真。不論是自然科學探討物理學-基本粒子、生物學-基因、天文學–宇宙，都關聯到終極性本體存在的議題，這就是哲學與神學的領域。我們要思索的是如何建構一套完善的自然科學的哲學與神學基礎，而不是避而不談。舉例而言，在物理學領域的基本名詞—物質、能量、空間、時間、熵、電、磁、熱、光—不但是建立在科學實驗與理論的架構上，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種形上學的建構。純粹的數學化、形式化的處理，雖然燦爛輝煌，終究無法逃避對形上學問題的追問。

受到十八世紀末葉浪漫主義的影響，在德語地區也出現的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主張將自然與精神統一，而其背后其實是對中古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的延伸。這一套自然哲學體系最后被自然科學取代了，從此之后科學的發展似乎遠離了形上學與神學的干涉。其實不然，近代物理—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的誕生，深深刺激了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思考。所謂的科學哲學是在英美邏輯實證論的語境中而發展出來，因此極力避免談論形上學問題，而只處理知識論問題。但是，這是一條死胡同，沒有形上學基礎的知識論是空殼子。康德以來的科學哲學發展，并不處理形上學問題，因為自然界-物自身（Ding an sich，thing itself）屬于本體界的領域，因此無法以純粹理性（reine Vernunft， pure reason）來處理。對康德而言，不僅物自身不可知，連上帝自身、人自身（自我—靈魂）都是不可知的，屬于先驗的維度。胡塞爾現象學的出現就是要超越近代自然科學走向實證化、數學化、客觀化的危機。他提出具有主體性維度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一方面繼承了康德哲學的元素，避免談論形上學問題，而只談論現象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從意向性來建構現象。海德格則更進一步提出在時間中的存有（Dasein）、在世界中的存有（being-in-the-world），而將看似客觀抽離的存有與時間、歷史、世界連結。(待續）